浅析辽代契丹族的通婚状况
我要投稿 论文查重 来源:学报编辑部 时间:2018-02-06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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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婚姻,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开始出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重要性日益突显。契丹族作为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在刚兴起时,其通婚主要局限在契丹族内,但是随着契丹族汉化程度的加深,政策的调整,其通婚范围开始扩大,开始与它统治下的汉族及其他民族进行通婚,当然这有
关 键 词: 辽代 契丹族 族内通婚 族际通婚 民族融合
作  者:高明英
单  位:青海民族股份集团政治学院
正  文: 
 
 
 
Abstract
Abstract:  Marriage, with the generation of human society and it began to appear,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its importance i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Qidan nationality as the anci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 of our country, when the rise of new, their marriages are mainly limited within the qidan nationality, but as the degree of qidan nationality localization, policy adjustment, the scope of their marriage began to expand, start with it under the rule of the han and other ethnic intermarriage, of course, that's a big political reason, but a big mainstream of integration also makes the qidan people break through the narrow circle of marriage become an unstoppable trend.
Keywords: the Liao dynasty   Qidan nationality   Within the family of marriage
Cross-national marriage   national fusion
 

引言

 
契丹族有一个古老而美丽的传说,史载“有神人乘白马自马孟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演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②]虽然这样的记载具有神话色彩,但也绝不是无稽之谈,从侧面名人彩票可以看出当时契丹族的通婚主要是发生在族内。但是随着其发展壮大,为了维护统治,开始突破这一局限,契丹族的族际通婚开始发展壮大,在客观上促进了与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本文试从契丹族的族内通婚及其族际通婚情况进行论述。

一、契丹族的族内通婚

1.族内通婚的表现

契丹族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是耶律氏和萧氏的两姓通婚。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辽称帝,并废除世选制,册封述律氏为皇后,尊母萧氏为皇太后,从而奠定耶律氏在辽的统治地位。为了进一步加强统治,巩固政治地位,将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定为萧姓,也就是后族。其他本无姓氏的契丹人也纷纷附姓耶律、萧氏,使得辽代姓氏惟耶律和萧氏二姓。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基本上只在耶律氏和萧氏之间进行。史载:“(契丹)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③]这表明若有特殊情况超出规定的婚姻范围,必须奏请皇帝批准才可行事,也可看出其要求的严格。辽代的九个皇帝中,世宗两后中的甄氏为汉人,但是受到当时贵族大臣的质疑,迫使世宗又将原来的妃子萧撒葛只也册立为皇后,于是便出现了两皇后并存的局面,但是甄氏死后并没有得到谥号,不承认她是皇后,由此名人彩票也可看出萧氏一族在契丹族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一史料中名人彩票可以看出关于皇族与后族通婚的严格要求。辽圣宗时,对皇族婚姻的规定更加严格,开泰八年(1019年)十月,“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④]由此推之可能当时的皇族与庶族通婚现象严重,故下诏禁止。关于契丹族的通婚限制,不仅是体现其族内通婚的状况,也反应了其通婚的等级性。这实质上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制造和发展高门豪族的内婚。正如恩格斯所言:“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绝不是个人的意见。”[⑤]这种特点在契丹皇帝的婚姻中更为突出。
对于契丹贵族统治下的普通契丹族,其婚姻政策没有皇族和后族这样严格,但是在下层民众中最初实行的是各民族互不通婚的政策。余靖的《武溪集》载,“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苏辙《奚君》诗曰:“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又在辽大安十年(1094年),下诏“禁边民与蕃部为婚”这就说明辽代统治者采用强制手段禁止契丹普通民众与其它的民族进行通婚,也说明辽代统治者要求契丹下层民众进行族内通婚。

二、契丹族的族际通婚

婚姻关系的建立一直是古代政治集团形成的基础之一。政治性婚姻的强化必然会导致婚姻在狭窄封闭的区域内进行,随着政权的巩固,政治联盟的扩大,婚姻的形式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契丹族以耶律氏和萧氏的两姓通婚的狭窄婚姻圈是在其阶级分化现象比较明显后才出现的,但随着其入主中原,契丹族与其他各民族不断的进行交流与融合,其狭隘的婚姻圈受到冲击,显现出较为活跃的族际通婚。

1.与汉族的通婚

契丹建国后,作为新兴政权,如何巩固政权成为统治者的当务之急。从以上的论述中名人彩票可以知道辽朝建立之初,在上层贵族中实行严格的皇族耶律和后族的萧氏两姓通婚的制度。但是此时的辽朝所统治的人已经不仅仅是契丹族了,占人口多数的是汉族人口,所以如何管理好汉族民众是契丹统治者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经过慎重决定,辽代统治者实行了蕃汉分治的国策,也可以理解为 “一国两制”,其有两套制度,汉人由汉人统治,所以契丹建国后,就很重用汉族贵族,为了笼络汉族贵族,开始实行和汉族贵族联姻的政策。终辽一代,也形成了可以和后族萧氏相抗衡的汉族大贵族,其中最为显赫的就是韩氏家族。韩氏家族的始祖是韩知古,其身份为应天后的从嫁仆奴。韩氏家族兴起于景宗时的韩匡嗣,到其子韩德让时,韩氏家族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景宗时,高粱河一战,韩德让因功受辽兴军节度使。景宗病危,受命于韩德让,圣宗即位后,其尽心辅佐,圣宗也以父子之礼相待,为了进一步提高韩氏家族的地位,又赐名韩德让耶律隆运。从此韩氏家族取得与后族萧氏通婚的权利。据墓志材料,韩氏家族从韩德让这一代起,已普遍开始与后族萧氏进行联姻。如韩德让的弟弟韩德冲,娶了宋国夫人萧氏,他的从弟韩瑜,先后两次娶妻,都为萧氏。韩瑜的儿子韩木荀,第一任夫人为萧氏,所生的次女,嫁与左领军将军萧乞得,其继室萧氏所生的长女又嫁与护卫将军萧朱。这种汉族大贵族韩氏与后族萧氏普遍联姻的情况,与韩德让家族被赐姓耶律,并正式列为横帐皇族有关。除了韩氏家族,另一个与契丹豪门通婚的是汉族贵族刘景家族,刘景的儿子慎行,官至北府宰相、监修国史。慎行有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德早逝,玄终上京留守,常历三司使、武定军节度使,嘏、端、符皆第进士,嘏、端且俱尚辽朝公主,为驸马都尉。”[⑥]圣宗第九女八哥,“进封公主,下嫁刘三嘏”,第十一女擘失,“进封公主,下嫁刘四端”。[⑦]由此名人彩票也可以看出辽代的又一汉家大族刘氏也与契丹贵族互通婚姻,当然这也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可以更好的笼络汉族贵族,从而维护辽朝的统治。

2.与其他民族的通婚

辽初,契丹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除了与汉族贵族进行通婚外,也与周边的其它一些少数民族进行了通婚。辽朝建立后,在其周围还存在着很多政权,经过不断的武力征服,使得很多的政权归于辽代的统治之下,但是随着辽朝国力的衰落,对周围的政权已经不能单独通过武力征服来解决,所以辽代统治者开始采取和其它政权通婚的政策,以此来拉拢这些势力,更好的巩固统治。所以这一通婚政策带有很大的和亲性质。与辽进行通婚的这些政权有西夏政权,如统和七年三月,“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⑧]景福元年,“以兴平公主下嫁夏国王李德昭子元昊。”[⑨]此外,有辽时期吐蕃各部族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其中势力最强的是唃厮啰政权,它是由吐蕃王朝的末代王朗达玛第六孙唃厮啰所建立,地处宋、夏两国交界处的今青海省东部,是当时丝绸之路南路的控制者,同时也成为辽、北宋以及西夏积极争取的对象。西夏曾经出兵攻打唃厮啰政权,但是惨败而归,这一教训也使辽政权认识到了这一政权的实力强大,不能通过简单的武力手段来解决,于是决定采用拉拢手段,与其结盟,最终辽代实现与吐蕃政权的通婚。除此之外比较著名的就属辽代与高丽的通婚,王氏高丽虽与辽相邻,但一直不承认其统治地位,公然与之对抗。辽统和十一年(公元993年),辽王室举兵80万,扬言“若不出江而降,当须殄灭。”[⑩]王氏高丽急派使节向宋请兵支援,然宋廷以“北鄙甫宁,不可轻动干戈,为国生事”[11]的理由拒绝。由于没有援军,很快辽军攻陷蓬山郡,高丽王被迫投降。此后高丽王为表忠心,于辽圣宗统和十四年(公元996年)三月壬寅,“高丽王治表乞为婚,以东京留守、驸马萧恒德女嫁之。”[12]这是辽代与高丽之间的通婚。除了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辽代还与阿萨兰回鹘、大食国、阻卜进行了通婚。

小结

辽朝在建国初,主要是进行族内通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稳固了政权,维持了本民族的特色,但是狭隘的婚姻圈随着其汉化程度的加深,其不足和缺陷开始日益暴露,使得辽代统治者开始突破这一狭隘的婚姻圈,开始进行族际通婚。但是契丹的族际通婚在兴宗朝以前主要以上层之间的通婚为主。从兴宗朝开始,各民族的通婚比较普遍,从法律上也进一步放开。从总体上说,辽代契丹族的族际通婚是由上至下逐步发展的。不论是契丹统治者与其他民族上层阶级之间的通婚,还是契丹民众与他族普通百姓的通婚,在民族交流发展的历史上都有其积极意义,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Z].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张正明:契丹史略[Z].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叶隆礼:契丹国志[Z].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靳玲、安正: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J].历史研究,2013(2).
[6]蜀春:辽末婚姻政策与辽末政治[J].吉林股份集团社会科学学报,1986(5).
[7]田广林:论契丹社会的等级婚姻[J].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5).
[8]陈永志:契丹风俗述要[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2(3).
[9]程妮娜:契丹婚制婚俗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1992(1).
[10]孙红梅:契丹族的族际通婚][J].东北史地,2008(3).
[11]孟古托力:契丹族婚姻探讨[J].北方文物,1994(1).
[12]蔡美彪: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J].北京:历史研究,1994(2).
[13]岛田正郎:辽代契丹人的婚姻[J].蒙古学信息 ,2004(3).
[14]李月新:契丹统治下的汉人婚姻状态探究[J].赤峰名人彩票,2010(9).
[15]王晓清:元代社会婚姻形态[J].武汉出版社,2005(4).
 
 
 
 


[②] (元)脱脱:《辽史》卷37《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273页。
[③]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族姓原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221页。
[④](元) 脱脱:《辽史》卷16《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卷4,第74页。
[⑥](元)脱脱:《辽史》卷78《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565页。
[⑦](元)脱脱:《辽史》卷65《公主表》,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⑧](元)脱脱:《辽史》卷12《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84页。
[⑨](元)脱脱:《辽史》卷18《兴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130页。
[⑩]陈述:《全辽文》卷6《耿延毅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元)脱脱:《宋史》卷455《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240页。
[12](元)脱脱:《辽史》卷13《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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